1947年3月24日的《文汇报·新文艺》副刊上，登出了郭沫若一篇名为《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的检讨文章。原因呢？据郭沫若讲，是名义上由他主持的《文汇报·新文艺》第三期专栏上，登出了两篇不合适的文章。这两篇文章，一是耿庸先生的《略说不安》，一是曰木先生的《从文艺界的恶劣风气想起》。大约这两篇文章中直接指斥到唐?、巴金、李健吾等先生，而批评态度又有逞意气的倾向，所以虽没有直接编辑，但主持人的责任使郭沫若觉得应当作出检讨。
是不是郭沫若想保持一团和气，不主张批评？当然不。郭沫若自己就是一个十分热衷的批评家。对文艺、政治现实，每每发表自己的尖锐批评。是不是唐?、巴金、李健吾与郭沫若关系十分密切，从顾及朋友间的义气角度考虑，郭沫若需要来作这个姿态？也不是。从较早期的文章看，他与其中的人也有过争论；从其他资料看，他们间的关系也是比较泛泛的。那么，郭沫若为何检讨呢？
在该文中，郭沫若首先说起两位批评文章的作者，“两位先生我都不认识，听说都是年青的朋友。文章的笔调洋溢着新颖的锐气，想来也一定是吧。但我要诚恳地说：两位朋友，我们实在是错了，我们的斧头斫得太高兴，斫上了樱桃树。”但是，作为栏目主持人，郭沫若承担了主要的责任：“你们是年青的朋友，或许是出于一时的好胜，而我们主编者的责任更大，犯的错误实在也就更厉害。我现在诚心诚意地含着眼泪承认自己的过失。”“我要向唐?先生、巴金先生，和其他的先生们请罪。我们实在把事做错了。”
为什么必须这样诚恳地检讨呢？郭沫若从人格和文坛功绩上，首先给唐?、巴金、李健吾等人作了评价：“唐?先生的人格和他在文坛上的功绩，我们谁都是知道的，几句感情的谩骂决不能撼动分毫。战前的成就且不必说，抗战发生以来在敌伪高压下，艰苦斗争了八年，就在今天也都还在恶劣的环境中艰苦撑持着……为了尊重建设性的作品，为了宝贵有限的纸面，他要谢绝一些个人泄愤的文章，这在主编者是应有的权衡。”
“巴金先生也用不着我在这里缕述。他是我们文坛有数的有良心的作家。他始终站在反对暴力、表扬正义的立场，决不同流合污，决不卖虚弄玄，勤勤恳恳地守着自己的岗位，努力于创作、翻译、出版事业，无论怎么说都是有功于文化的一位先觉者。”
在评价了被批评人的人格和文坛功绩后，郭沫若谈出了自己有关真正文艺批评的见解：
“我们今天自然是应该建立批评的时候，但要建立批评，必须建立自己的诚意。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今天我们做人的标准，也就是做批评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明是非，分敌友，诚爱憎，慎褒贬，这都是原则上的问题。但还不够，还须衡轻重，争缓急，别错综，权利害。友人而偶犯错误，敌人而貌为和善，这是我这儿所说的错综。两利相权，取其大者；两害相权，取其小者；这是我这儿所说的利害。我们做到了这些，还得遵守着一个禁条，便是不许挟杂丝毫个人的意气……没有充分的研究，通盘的衡量，适度的表达，批评实在是不容许轻易写作的。无条件的‘一团和气’固然不好，无条件的‘一团火气’更加糟糕。它不仅会糟塌了批评，而且会糟塌了朋友，糟塌了自己，糟蹋了一切。”
这段话可以说是该文章的主旨，是郭沫若最想表达的。这段话中对批评做了较严格的要求，一要有诚意，这是标准；再是“明是非，分敌友，诚爱憎，慎褒贬，”这是原则；但还须注意，“衡轻重，争缓急，别错综，权利害。”还有一个禁条：“不许挟杂丝毫个人的意气。”这大约也是郭沫若为何作此篇检讨的理由。因为他认为发表在自己主持版面的两篇批评文章有违了这些批评的要求。
将自己主持版面发表两篇批评文章看得如此之重，道歉、检讨（用的是“请罪”二字）的程度这么深，这是一般人不曾料想到的。郭沫若当时在中国文坛的影响、位置、重要程度毋庸置疑，他的这番作为，应该说不是轻易做出的。为什么他又非如此呢？我想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十分值得引起人们严重关注。
由此笔者想到时下的一些批评，每每能感觉到态度上的刻薄，嗅到一种?人的戾气；几乎法官式地叫着要“审判”，厉声喝着要人“忏悔”……言辞之激烈，态度之狂燥，叫读者常常感觉不堪。其实，稍稍认真思考一下当下文化的生存环境，就可以体会——建设——在今天需要怎样的艰辛和耐心地投入。可现实呢？对文化建设的有限成绩，例如一些好的作品，的确有着巨大心力投入而事实又对文化有相当贡献的作品，常常平白地被一派激烈言辞贬得一钱不值，这类批评有一个较一致的特点，就是不结实。不全面细致讨论，而揪其一点，猛击暴打，在批评家一方，大约是很快意的。但于人们努力，渴念建立的健康文化环境，却几乎没有一点助益。
今天来读郭沫若先生半个世纪前的这篇“检讨”，感到于目前仍有现实的意义。批评是什么，批评为什么？这虽是个旧题但其实还极值得新说。时代发展了，批评该如何进行，问题仍摆在眼前，并似乎有必要从郭沫若先生这篇已遥远的检讨中获得许多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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